罗含墓葬地考据

一、罗含是一位名留青史的著名历史人物

    罗含，东晋耒阳人，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曾任郡太守、郎中令、散骑常侍、廷尉、侍中、长沙相等。著有《更生论》、《湘中记》三卷。《更生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也是魏晋以来玄学和清谈的名篇。《湘中记》是一部地理散文著作，文笔优美，是记叙湘中山川名胜的早期代表作。对晋代以后山水文学、地志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罗含是中国历史名人，是秦汉以来湖湘文化发育过程中重要代表人物。其能够成为历经东晋南朝隋唐五代的风流人物，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大智慧，有着卓越的执政能力和杰出的才华。刘义庆《幽明录》卷二十八记叙罗含“桂阳罗君章，二十许，都未有意学问。尝昼寝，梦得一鸟卵，五色杂光，不似人间物，因取吞之，于是渐有志向，遂更勤学，读九经，以清才闻”。

    晋江夏大守谢尚极其推崇他，称罗含为“湘中琳琅”，而征西将军、权臣桓温更是器重，谓之“江左之秀”。《晋书》列传第九十二《文苑》有《罗含传》：“太守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乃称曰：“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转州主簿。后桓温临州，又补征西参军。温尝使含诣尚，有所检劾，含曰“公谓尚如何人？”温曰“胜我也。”含曰：“岂有胜公而行非邪”，故一无所问，温奇其意而不责焉。转州别驾。（含）以解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材，织苇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

温尝与僚属宴会，含后至，温问众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谓‘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

    罗含去世后，不少文人、墨客对其横溢的才华、清正廉洁的人品进行赞扬。南北朝时，主持编撰过《昭明文选》的皇太子萧统写过“才过吞鸟之声，德迈怀皎之智”。徐陵《无题》中撰联：“南效奉乘，当求郑默之才；西省文辞，应用罗含之学”。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中云：“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短情若在从残菊，乔木如存可假花”。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云：“茅岭潜相应，橘洲傍可指。郭璞验幽径，罗含著前纪”。李商隐《菊》诗有：“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这些诗句，都把罗含作为当时杰出的文人庾信、陶渊明相提并证，说明罗含是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楷模和典范。

    后世的史籍和个人编撰的著作，对罗含的事迹也多有记载。

    《隋书·经籍传》载：“晋中散大夫《罗含集》三卷。”《旧唐书·经籍志》记：“罗含集三卷”。南北朝时刘义庆撰的《世说新语》，唐初欧阳询编纂的《艺文类聚》，北宋李昉编纂的《太平御览》，明朝心泰大师编撰的《佛法金汤编》，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等都有表叙。

    罗含文化的影响力，从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达宋元明清。南唐皇帝、著名词人李煜写有《夜境》曰：“前朝已伴罗含醉，此夜应同陶令吟。半阙清词照月影，一怀淡梦解秋心。”明代状元、罗含后裔罗洪先致仕以后，从事族谱编修30多年。其在父亲罗循的要求下，曾经到湖南耒阳寻根谒祖。今耒阳城区鹿岐峰上还留有罗洪先在此修道的遗迹与传说。罗洪先在《寿族叔（罗）凤山七十》中写道：“罗含有后重家声，住向深山岁几更，身谢儒冠缘肖子，庭分宾席少难兄。结庐不计频移径，种树还因识养生。怪是菊花开独晚，独留尊酒纵闲情。”该诗存于《四库全书》。后来，罗洪先为江西吉水富田大安重建罗氏祠堂上梁文中写有一副名联：“君章擅湘中之誉，早插琳琅；仲素续道南之传，尚多逄掖。”罗洪先用此联表达对祖先罗含、罗从彦（罗从彦字仲素，宋代理学家）的崇高敬意。清代乾隆皇帝对罗含的品德也作诗《晚酣霜》进行了褒扬：“屈平早成词，罗含还有宅。晚节正酣霜，团团洞庭色。”

 二、罗含墓葬地在大义乡五雷仙的证据

    罗含死后葬于何处？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议颇大，有人说罗含葬于县城西湖塘右边小山岭上，与杜甫墓相隔几里，还有史书记载罗含葬于浙江。唐代《颜鲁公集》卷五《湖州石柱记》记有：“晋侍中罗含墓，与潘尼墓、邱灵鞠墓等同在湖州乌程县”。其实，这些都是以讹传讹，无可信之依据。罗含致仕后回到家乡耒阳，死后也葬于耒阳，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至于葬在哪个地方，根据历朝历代的史书典籍，地理方志，名人记叙等，可以肯定，罗含去世后葬于县城南40里的大义乡五雷仙。古代从县城去大义要由耒水往南逆水二十多里至南阳肥江口，从肥江口上岸，再走通往永兴县的官道至大义，也大约二十余里。这是一条古时耒阳县城通往大义最便捷的一条道路。解放前大义百姓去县城公干和读书，一直走这条道路。现在去大义经水东江、竹市、龙塘、夏塘、长冲等地，转了一个大圈子，里程达八十华里，距离几乎增加了一倍。

    大义乡尧隆、苏银楼和永兴县交界处，有一座高山叫五雷仙，又叫五雷山，海拔400余米。登上山顶，放眼远眺，四周山峦起伏，延绵着伸向远方，隐隐形成一条带子，宛如巨龙，有隆起有低落，在风水堪舆学上称之为龙脉。五雷仙就是龙头，风景极其独特。年轻时期的罗含，遍游湘南山川河谷，对五雷仙情有独钟。据元朝至治元年《辛酉三修谱序》罗氏通谱载：“含公生岁惠帝元康二年（292年）壬子，殁岁简文帝咸安二年壬申，享年八十。生时有异鸟飞鸣。后公无疾而终，识者谓与发祥之兆。朝廷以含公不附跋扈之桓温，恤赠有加，命从祀文庙，为乡贤首。其棺椁先厝西湖塘南蛇出洞形（地名），后葬大义五雷仙顶之西隅。”

    罗含过世后，曾在耒阳城西湖塘存柩三年，他七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罗处端官为武功大夫），十几个孙子（其中一个孙子罗溶封为忠显侯），可谓显赫之家。按照罗含遗嘱，为其在大义五雷仙这个远离城区，交通极不方便的地方修建墓地，困难可想而知。建好后还得留下家人和兵丁为罗含守墓，现在当地还有相公园、马操场、擂鼓岭、罗含洞等地名和遗址，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罗含洞这个地名，罗含生于大和圩，葬于大义，但一千七百多年来，以罗含名字命名的只有这个罗含洞。

    五雷仙山顶下来五米处，有一块葛色麻底石碑，长两尺余，宽一尺有多，年代久远。碑上刻字，多数湮灭不清，仔细辨别，惟有“左三多陵”依希能识，有人说“左三多”即多福多寿多子孙。因晋代严禁在墓前立碑，此碑太小，不像是墓碑，也不是界碑，其奥秘尚需有识之士破解。

    罗含葬于大义，史书也多有记载，宋《太平寰宇记》卷第百十五：耒阳县罗含墓，在县南四十里，碑文讹缺，其墓犹存。杜甫墓，在县北二里。《太平寰宇记》是北宋时期一部中国地理志史，记述了宋朝的疆域版图。宋太宗时成书，乐史撰，二百卷，是继《元和郡县志》后又一部保存较完整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帙浩博，采摭繁富，考据精核，广泛引用于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且多注明出处，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南宋中期王象之编纂的地理志《舆地纪胜》卷五五述：“罗含墓在耒阳县南四十里。”明代英宗写书序，李贤、彭时纂修的《大明一统志》（成书于天顺五年，即1461年）卷六十四记有：“罗含庙，在耒阳县西南四里。罗含墓在耒阳县南四十里，碑文讹缺。”清朝《湖广通志》卷八十一陵墓志也明确记载：“东汉处士罗训墓，在耒阳县樟皇岭。晋中散大夫罗含墓，在耒阳县南四十里。”

    《湖广通志》是清康熙年间第一部行省通志。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迈柱、湖北巡抚德龄、湖南巡抚赵宏恩奉诏纂辑，以湖南、湖北合为一书。作为方志其内容非常丰富，保存了两湖地区的历史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钦定四库全书》中记载：“罗含庙，在耒阳县西南四里，罗含墓，在耒阳县南四十里，碑文讹缺。”《钦定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历时13年成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有3500多册，7.9万卷，约8亿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也是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书中竟也记载了罗含墓葬地在何处，从一个侧面说明罗含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楷模，具有非常高的历史地位的。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版的《耒阳县志》更是明确了罗含墓的具体位置：“晋中散大夫罗含墓，在县南四十里大义乡五雷山”。

明代诗人周文时曾写有一首诗《登五雷仙》：“五雷登望俯群山，势倚东南碧落间。灵孕岳生传姓氏，玉埋罗相表乡关。因怀清淑何年转，不惜驰驱绝顶攀。忽听半天雷雨过，坐淹残日咏而还”。这首诗指出了罗含就是葬在五雷仙。

    周文时是明朝时期耒阳人，贡生出身，喜游历，好写诗。其对耒阳当地的山川名胜写了很多诗，如《侯憩仙阁》诗：“忠烈武侯公，筹兵憩此中。旗旌思旧帜，中扇缅遗踪。天浩蛮烟净，山藏庙貌崇。我缘寻胜刹，精气若为通。”游东江三顺祠时写有《水东灵祠诗》：“大将征蛮百万师，乌江血战记当时。英雄老去月沉海，忠烈神来风满祠。衡岳秋声悲鼓角，湘潭云影动旌旗。遥思往事瞻遗像，细扫苍苔认古碑”。

三、关于魏晋风骨与曹魏禁碑令

    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虽说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但是，又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三国时代，多少英雄人物，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令人荡气回肠。玄学也盛行于魏晋时期。玄学对士大夫的影响，主要是引导士大夫由经国大业转向华美山水，就如袁行霈所说：“玄学把儒家倡导的‘名教’与老庄提倡的‘自然’结合在一起，引导士大夫从山水中寻找人生的哲理和趣味”。文人士大夫吃“五石散”以求狂放不羁；有钱人石崇和王恺斗富反映上流社会的奢侈风气，陶渊明淡薄名利的陶然。他们崇尚自然，游乐山水，放达洒脱，追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皆有着高尚的情操和超然的胸怀。像“竹林七贤”之首的稽康，名满天下，他却视名利如浮云，天天和朋友打铁饮酒，不亦乐乎。权臣司马昭身边的红人钟会去拜访他，他也视而不见，爱理不理。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他经历张角起义和军阀混战，能切身感受到战乱对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发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感叹。在东汉末年，曹操为抑制东汉以来奢侈浮华的厚葬风气。就禁立私碑，所以两晋时期，墓前石碑几乎绝迹，但墓穴中埋入墓志却是这个时期的特色。这是古代葬制的又一变局。《宋书·礼志二》中提到禁碑始于曹操：“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曹操主张薄葬，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历年的征战中，他设置了“摸金校尉”、“破丘中郎将”，率领部队从事盗墓，获取金银财宝，充作军费。他死后自己的陵墓也不留任何痕迹，史上有曹操墓七十二疑冢之说。

    西晋取代曹魏之后，晋武帝在咸宁四年（278年）下诏重申碑禁。《宋书·礼志二》云：“此石兽碑表，即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魏晋南朝380年余年间，禁碑成为通行的制度，那个时期的私人墓葬，几乎看不到墓碑。

    罗含距今，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罗含墓地，早已埋灭在芳草之中，默默无闻。状元公罗洪先有诗云：“秋风江上易生悲，寂寞寒流去欲迟，汉室几人怜贾傅，楚狂今日吊湘累。长沙地近家谁识，渔父歌残舟自移。纵为天涯多往事，至今斑竹尚低垂。”罗洪先内心发出感慨：“长沙地近家谁识”！罗含曾育有七子，其孙忠显侯罗溶有二子迁江西吉水庐陵，唐节度使罗崱就是罗溶后人。其为庐陵罗氏始祖，至今已有后裔400余万。自晋以来，罗含后代名人辈出，唐罗隐、罗崱、罗士信、罗珦、罗让、罗绍威；宋罗从彦、罗点、罗绋、罗季温、罗开礼；明代罗复仁、罗伦、罗侨、罗大纮、罗明祖；清代罗泽南、罗典、罗丰禄等等，俱开宗立派，人丁兴旺，后人布遍各地。当今之世，重视和传承传统文化亦是时代需要。罗氏后人、耒阳罗含文化研究会会长、正源学校校长罗湘云君，组织同仁，弹精竭虑，不忘初心，顺应潮流，共襄盛举，修复罗含之墓。为弘扬罗含高尚的人品与道德修养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基地，让罗含精神重新焕发出光芒。

   （编辑：江苏罗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