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时进:吴文化知识谱系建构及研究取向

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卫聚贤等人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算起的话，以学术组织方式进行的吴文化研究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学者个人的研究则更早，将吴文化研究称为一种“世纪学术”是恰如其分的。吴文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值得认真总结，而如何拓展其研究空间，也应予以探讨。

范畴界定与“三重证据”

对吴文化研究范畴的界定，有狭义说和广义说。狭义的吴文化，指存在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周代诸侯国吴国的历史文化;广义的吴文化，指吴地古今历史文化，即古往今来吴地、吴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前者在学科上大致归于先秦史的研究，后者则具有比较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吴文化研究热兴起，至今未衰，其热点与聚焦也主要集中于后者。

广谱化的研究可以全面体现吴文化的整体发展脉络，以及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但“丰富性”往前多走几步就容易变成“芜杂化”了。故有学者提出，吴文化研究应从物质性、制度性、价值性三个层面进行研究，以避免地域文化研究往往漫无边际、大而无当的弊病。

当然，无论采取走何种路径、指向如何，其研究基础都在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这也就是前贤所说的两重证据法。吴地的考古工作对吴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三山旧石器时代文化，马家浜、崧泽、良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先吴时期的历史得到揭示;环太湖地区的阖闾城遗址(包括胡棣镇、雪堰桥镇、木渎镇等处)的发掘使春秋吴王阖闾欲“兴霸成王”的历史得到佐证，也推动了“吴大城”到底位于何处研究的深入;而以真山大墓为代表的墓葬的发掘，有助于勾勒吴地生活史。

有关吴文化的文本典籍，与其他地域遗存文献相比更为丰富。如果说地下文物发现可以与《史记》《汉书》《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史料所载的吴国历史互证的话，那么宋元明清成为人文渊薮的江南(以吴地为中心)的大量载籍则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吴地近世文脉。要理解吴文化在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中的地位，离不开文献。

众所周知，吴文化发展中遗存的市镇、河冈、园墅、牌坊、碑铭等物质遗产和昆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可见可闻。它们烙印着深刻的吴文化演变的印迹，恰可与地下文物、人文载籍相并列，形成研究吴文化的“三重证据”。

知识谱系的形成

《吴地文化通史》《江苏吴文化志》等著作的出版和吴文化数据库的建成表明，吴文化研究已从学科分类化研究走向综合性研究与谱系性展现。

当前吴文化知识谱系的主干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以吴地考古为内容的吴文化发生学，其研究起步最早，具有吴文化研究的先导意义，由此引发出勾吴(周朝诸侯吴国)、孙吴(三国时期吴国)、南吴(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的序列化探讨。(二)以魏晋南北朝以降历史为内容的吴地演变史，其中吴地经济史、明清江南城市史研究成为海内外学术热点;对三次人口南移(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对吴地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使吴文化演进的轨迹得以廓清。(三)以吴人与吴学为内容的研究，显著提升了吴文化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其中吴中实学、吴地文学、吴语研究建构了众多吴文化坐标。(四)以地理环境与景观为内容的吴地自然与物质遗产研究，其中水环境(尤其是太湖)对吴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在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中占有独特地位，苏州等地的园林研究持续不衰，著述迭出。(五)以昆曲为主要内容的吴地戏曲研究，成为人类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性成果，同时明清、近现代吴地通俗文化、文学研究渐成显学。(六)以吴门画派、吴门医派、吴门拳派、吴作技艺(丝绸、雕刻、建造、冶炼、造船)等为内容的专题研究，使吴文化的内涵得到多元揭示，体现了其古为今用的应用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吴地文献整理取得了重要进展。苏州文献丛书、吴中文存、无锡文库、常州历史文献丛书、嘉兴文献丛书等已经出版或正在陆续出版;《顾炎武全集》《章太炎全集》等系列吴地名人全集以精湛的学术质量，赢得了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为吴文化研究提供了丰沛的资源。

拓展研究视野

吴文化研究成就斐然，有目共睹，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但当前吴文化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平面性、重复性、局地性倾向，一些有待开掘、拓展的领域和课题尚未引起充分重视。这里择其要者讨论三点。

首先，应该进一步将吴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相结合，从具体现象、个别史实出发，进行理论抽象、精神阐发。自晚唐、两宋以降，吴地一直处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状态，虽有起伏，但未曾衰落，这其中的深层动因是什么?其实这一千多年中三吴大地也历经自然灾害与战争劫难，那么吴地、吴人何以具有强大的修复、创造、发展能力?这个问题的解释不能脱离物质环境、地域条件，但又不可拘囿于此，还要回到人文性上来。要注意主体与环境的矛盾、冲突、博弈、张力，研究人文濡化过程中的态度、理性、视野、格局。

其次，应该进一步加强吴文化历史演进的“脉络化”研究。吴文化历史演进的基本轨迹已经得到较为详尽的描述和探讨了，但并不意味吴文化发展、演化的诸多重要问题都已经解决。吴地从“尚武”向“崇文”转折的节点应作具体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展开吴文化的典范性研究。对明清吴地知识群体形成中的文化中心下移和东进现象、经济发展中精神观念的相应变化，应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深入的思考。

再次，应该进一步拓展基层文化的研究视野，构建吴文化的民间知识体系。我们一向较多注意吴地士人阶层研究，对底边社会的文化习俗、生活状态关注不够。因此在关注吴地世家大族血缘关系时，不妨注意一般民众的人际网络;在关注吴地知识群体礼仪时，不妨注意底层社会人群的交往实践;在关注吴地学校、书院的知识传播时，不妨注意民间日用知识的普及。总之，吴地民间大众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我们对之了解与理解是相当缺乏的，理应成为吴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重点项目“吴文化民间知识体系的构建研究”(13JDA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编辑：罗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