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罗传芳：

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哲学？

    罗传芳教授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访（图/普庆玲）

    何为“哲学”？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人为何认为中国缺乏哲学？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与哲学固有的内涵相比，中国传统学术最突出的特点又是什么？

    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采访了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特邀访学的罗传芳教授，罗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权威哲学期刊《哲学研究》的资深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东方哲学的编辑与研究。罗教授对中国的“哲学”问题有何独到见解呢？让我们跟随罗教授，走进“哲学”世界。

    以下为整理后的访谈实录：

    一、何为“哲学”？

    凤凰网国学：philosophy为什么翻译成“哲学”，内涵是什么？

    罗传芳：“philosophy”是西方文化里最重要的一门学问（“物理学之后”、“科学之科学”），起源于古希腊，专门探讨世界（存在）的终极本原和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世纪初从日本传入我国，所以它从概念到学科都是舶来品。Philosophy原为希腊语，本意为“爱智、求真”。最早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进入东方和汉语世界的人，是日本明治初期的思想家西周（1819-1897）。

    哲学作为典型的西学与中国或东方固有的学术之间有什么区别，以及它们之间能否相通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看看最早接触并翻译philosophy的日本思想家是怎样理解这个词汇的，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别。

    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对应的词来翻译Philosophy中“爱智慧”这个含义，西周等人最初是以“希贤学”“希圣学”来对译的。由于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日本的古文字就是中国的汉字，所以西周的这一思路与我们是相通的。在儒家文化里，圣人、贤人是有智者，是众人追求的理想目标，如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就有“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说法，所以philosophy最早被称做“希贤学”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西周很快发现了东西方学问之间存在很大不同，比如儒家学说虽在历史上绵延不断，却无实质变化，经学的道统就是“一以贯之”的；而西学，自古希腊直到近代，呈现出的却是后人不断质疑、超越前人、创立新的体系、一浪推一浪的思想图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原因似可以在philosophy所追求的目标里找到。因为philosophy（爱智、求真）与经学不同，本身就具有超越一切成见和权威的理性批判精神，于是西周放弃了“希贤学”这个译名，而专门为philosophy造了一个新词——“哲学”。大概是西周看中了汉语中“哲”字所具有的“智慧”这个涵义吧，如《尔雅》说：“哲，智也”；哲人即有智慧的人。不难看出，西周的上述努力不仅是一个翻译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如何理解和会通两种不同学问及其思维方式的工作。

《尔雅》

    二、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有积极意义

凤凰网国学：黑格尔以希腊哲学传人自居，认为哲学始于西方，中国哲学缺少“规定性”，孔子是一个生活的智者，算不上“思辨哲学家”，其思想不过是一种“道德哲学”，这一观点引起“中国有没有哲学”的百年之争。您怎么看这种说法？是否应该为“中国哲学”正名？

    罗传芳：许多西方哲人对中国哲学确实评价不高，这是事实，如黑格尔认为孔子只是一个“世间的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易经》虽然涉及“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直至本世纪初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中国的演讲中，也一再表达了“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观点，从而在中国哲学界引发了至今余波不止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孔子

    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说从上世纪以来按照西方哲学的框架和语言来讲的“中国哲学”是否还是中国哲学？或者，以西方哲学的标准，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和学说具备哲学的一般特征吗？如上所说，“哲学”这一概念是上世纪初才传入我国的，   1912年北京大学开设哲学门（1914年开始招生，1919年改名哲学系），标志着中国哲学学科的诞生。上世纪20-30年代，以胡适、冯友兰等为代表的一代哲学家出版了他们按照西方哲学框架、根据自己的理解撰写的最早一批中国哲学史著作，如胡适在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在1931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册）。同时和后来又有了多种哲学史著作。这些写作，或按概念范畴，或按时间顺序，或以问题为中心，但都是西方哲学的框架。不能否认，这个开创之功是非常伟大的，没有对中西哲学和思想的整体了解和把握，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得向他们致敬！但是由于“哲学”毕竟是外来的，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做”出来的“中国哲学”，自然有一个不甚圆融或不兼容的情况。比如，按照西方哲学的逻各斯结构，它是由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知识论）—伦理学（号称西方哲学的三大基础性问题）构成的一个有着体系性特征的认识结构，而我们的传统学术，则是由经、史、子、集划分的平面组合；其次，西方哲学的语言是概念、范畴和基于此的逻辑推理和论证，而中国的思想语言则大多是格言式的感悟、道德训诫和经验判断。所以早在上世纪3、40年代，金岳霖先生就从逻辑学的角度提出了疑问：“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国哲学的史”是本来的，而“在中国的哲学史”则是移植、嫁接的。这当然是从事实层面提出的问题。

《中国哲学史》

    但是半个世纪后即本世纪初，这个问题被以新的方式重新提了出来，只是这时已不仅是事实判断，而是附带了立场和倾向，反应也是激烈的。比如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理由是“中国哲学”及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有了上百年历史，不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故对此表现出反感和不满。其实“合法性”这个词很容易引起误解，它是借用了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一种表述方法，即伽达默尔曾在西方近代实证科学出现后质疑过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合法性，所以这里的合法性应指合理性，而不是一个法学概念。在这场讨论中，问题的提出者的关切才是真实的，即他们认为，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都是“以西释中”，都是“照着”西方哲学讲，这不符合甚至破坏了中国学术固有的内在肌理，故我们现在应该返回到自身传统，用自己的话语“自己讲”、“讲自己”，这显然把讨论推向了强烈的民族本位甚至保守主义立场。

    我个人认为，如果抛弃简单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来看的话，应当承认，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主体自觉，即我们需要反思和总结中国哲学一百年来的现状是否需要重新认识和调整，它与外来学术的关系是否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从而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当然这个方向不应是再回到保守封闭、固步自封的状态，而是应朝着与世界文化更加融合和更具对话力的方向。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既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同时也是文化世界化的一个必然过程。

    因为从世界历史的宏观层面看，一方面，每个民族的现代化包括文化都有自身的特色，这是所有现代化模式产生的内在根据；但另一方面，中国固有文化与作为原发的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无法避免的，它可能会伴随我们的现代化过程的始终而经常困扰我们。其原因，这是与我们作为“后发”或“外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境遇直接相关的，即我们的现代化不是由自身的社会变革引起的，而是在外力推动下被迫启航的，因此与经济的现代化相一致，学术的现代化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它要求我们用更加普遍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融入日益一体化的世界，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和接受的事实。

    另从事实层面看，我们的哲学经过一百年的磨合后，已然形成了一套不中不西的话语体系，已约定俗成，具有表达力；我们既用它来研究，也用它教学，并且形成了由一级学科和众多二级学科组成的学科体系。对此，我们可以加以完善，但不宜推翻重来。如我们使用的许多西方哲学术语如本体/本体论、唯物/唯心、形而上/形而下、概念/范畴、存在/意识等等，这些概念大家都懂，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汉语的表达（经过了如同“哲学”翻译中的理解和会通），比如“形而上”的翻译就很典型，也很达意，它来自《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指超出物象（形而下）层面的抽象思辨。当然，我们在意识里也要明白哲学在中西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使用时尽量作一些必要的界定和说明。如本体论，西方也叫存在论，是研究“存在”或“是”（bing）的学问，由此引伸出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精神与物质等一系列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本体论主要是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及发展变化的起源和根据的学说，更多是生成论或演化论意义上的概念，两者确有一定的差距，这也带来了会通和格义上的张力。但是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考察事物的本原和根据上具有共通性。 

    再从哲学的本质、方法及其功能来说，人类的思维具有共通性，都是要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不应太强调彼此的不同甚至对立。比如，中国古代哲学虽然不是以概念、范畴和逻辑推理的方式提出问题和展开论证的，但它往往是以话题或命题的方式提出生活中最本质和最紧要的问题，如华夷之辨，善恶之辨、德性之辨、人禽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言意之辨、中和之辨以及天道人道、已发未发、心统性情等等，其中所体现的思辨水平、思维能力和抽象程度，也具有哲学思维的一般性特征，因而其哲学性是不容怀疑的。

    所以，讨论中西方哲学的不同，不应从哲学之名上去对立和排斥，而应着眼于哲学的本质和对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当然解决的方法、途径、特点会有不同。叶秀山先生就说过，哲学构成的基本框架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但它们没有现成的答案，随着生活而常新。还说，哲学无论怎样超越，最终必须扎根于现实的土壤（生活），它的形式是超越的，但内容是现实的。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无系统，是无形式上的系统，但有质上的系统”。牟宗三先生也认为，“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提出从“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来安立“中国哲学之名”，“东西哲学具有不同的方向和形态”。这些都是在中西哲学的不同中看到了共同的旨趣。至于它们的不同，当然包括很多，如问题意识和论域的侧重，是重现实伦理还是存在本原；思维方式上是抽象还是具体，是理性还是直觉；表达上是分析的还是断语式的；立论是质疑、批判的，还是诠释、维护的，等等。总之找出差距和不同，才是会通的开始。

    三、“国学”是一个与外来学术相比较中凸显的概念

    凤凰网国学：与哲学固有的内涵相比，中国传统学术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罗传芳：我觉得中西学术的不同在“哲学”与“国学”的旨趣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的、以探讨世界终极真理为目的的理性精神，认为人只可能是“求知者”和“爱智者”，而不可能是“有智者”，人永远处在对真理的探求之中而不可能拥有绝对真理。另外，哲学还不仅仅是这样一种精神，还需要一套严格的方法与之配套，那就是能够把认识到的结果表达出来的方法：首先要明确、界定概念，然后提出问题或设立前提，接下来是运用逻辑（即逻各斯）进行推理论证，一步步得出合理的结论。总之，这里面的每个环节都需要界定、分析、判断和论证，所以可以说，哲学是理性之学，是科学。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特别推崇理性（认识事物的能力），认为这是人能否获得自由的关键。柏拉图著名的“洞穴”之喻，就很好地解释了理性之于认识的意义。

    中国的学问走了一条不同于古希腊的道路。中国自秦汉以后，学术逐渐由诸子时代走向统一，到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形成了以经学为代表的“圣人之学”或“注疏之学”；圣人是真理的化身，圣人之言是最高的认识对象，学问的目的只在于解释和阐发经义，为其合法性提供论证，于是就形成了“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学术传统和思维取向。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法中，经部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学问，士人的的功名利禄、进身之阶都要依托经学取得，这就在客观上妨碍了学术的自由探索和创新。如果从这种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学术中的哲学精神和与此相关的逻各斯范式都较为缺乏和薄弱。所以上个世纪初当以哲学为代表的西学进入中国后，其与中国固有学术的不同很容易呈现出来，于是人们把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称为“旧学”或“国（故）学”。可见国学是一个在与外来学术相对待、相比较中凸显的概念。 

    四、哲学研究不是概念游戏 需“做中国哲学”

    凤凰网国学：中国哲学目前存在的问题，未来发展如何？

    罗传芳：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问题之学，是以反思、批评、质疑为前提和其灵魂的，但是遗憾的是，受传统和现实的影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哲学研究变成了概念的游戏或者技艺，就像北京大学陈波教授指出的：“把哲学做成了学问，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考辨、解说、诠释，以及撰写各种带有教科书性质的著述上”，几乎整个哲学界都在做史，研究他人的哲学，而没有人做原创性研究，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当下，参与哲学的建构。他说，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访问期间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对比，“相当多的牛津哲学家却在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提出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或者对旧问题提出新的解答，做出新的论证，发展出各种带尝试性的新理论”。对此，我深有同感，在我的编辑工作中，也是感到大多数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太沉溺于文本细节，对现实没有痛感，不接地气，缺乏问题意识，也缺乏对问题的合理解释。中山大学的陈少明教授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做中国哲学”的主张，其中就强调回到生活经验，因为只有生活经验是可以还原并连接古今中西的纽带。

    我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时期，各种矛盾、问题困扰着我们。可是一个最需要哲学思考和引领的时代，却最缺乏有原创性和解释力的成果，哲学人或对问题集体失声，或只完成指定课题，这是令人悲哀的，是哲学的不在场和哲学家的失职。马克思曾强调“哲学是时代思想的精华”，还说，“以往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可我们现在不仅无力改造，连面对和解释问题的勇气、能力都不足。比如现在关于传统与现代转型的根本途径；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异化；权力与资本的边界；道德的古今之变；人与人、与环境、与自身的关系等等，都既是现实问题，也是深刻的哲学问题，需要我们面对。

   【罗传芳教授简介】

罗传芳教授

    罗传芳：湖北省武汉市人。198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85－1988年在职攻读该系秦汉思想史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任教期间主讲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研究》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罗传芳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东方哲学的编辑和研究，关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及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两次（2004、2015年）赴欧洲进行学术访问，考察马克思生平思想和东西方学术交流史。主要论著有：《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儒家传统与新加坡发展模式》《新加坡的选择：现代民主的西方模式，还是传统儒家的东亚模式？》《东亚模式的文化解读》《道德的古今之变（辨）》《老子哲学的生存论特征及与儒家的分判》《反思与批判：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理论特征》《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20世纪聚焦》《马克思传》等。

   （编辑：罗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