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明：从参谋到参谋，我的父亲罗舜初 

       《祖国》记者李园慧 近日，山东八路军研究会副会长、开国中将罗舜初之子罗小明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小剧场作了题为《从参谋到参谋——我的父亲罗舜初》的主题讲座，讲述了父亲不忘初心，一生三次任“参谋”的故事。

罗小明讲述父亲罗舜初“一生三次任参谋”的故事

       毛主席说“他是参谋出身”

       我军最早开始建立司令部和参谋队伍是在1933年，在当时中国军委里的参谋只有一个人是从战士直接提上来的，这个人，就是罗舜初，所以很多年以后，有人问起毛泽东主席：“您知不知道有个叫罗舜初的人呢？”毛主席说：“知道啊！他是参谋出身。”

       罗舜初是如何从一个普通战士、班长，直接被提到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来当参谋呢？

       红军时期，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非常重视参谋工作和对参谋的培养。毛主席曾提出：“要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技术参谋得达到战术战略上的水平。”朱德总司令曾说：“我们军队的参谋和西欧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参谋工作不同，他们是把参谋工作看成幕僚性质，我们是把参谋工作当做军队的脑筋。”

       1931年10月，为了培养军事人才，红一方面军将当时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在江西瑞金组建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5月，将校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江西瑞金金乌石垅

       1932年夏天，罗舜初刚从战士提升为班长，就被选拔到红军学校学习。当时红军学校只有两个班：军事班和政治班，罗舜初是到军事班学习军事。那个时候学一期大概三个多月，学习结束后，大多数同学都回到部队去担任基层指挥员。当时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他发现罗舜初学习不错，各方面都要求严格，并且还接受过多元化的早期教育——进过私塾，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上过新学，学了一些数学、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还上过教会办的学校，学过一点英文，对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也都接触过……有这样的教育背景，罗舜初在学习中就显得比较突出。为了进一步培养他，刘伯承校长就把他留下并转到下一期学习政治。

       又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罗舜初在政治班结课了。这时，上级要求红军学校开办一期参谋班，培养参谋。当时的红军学校校长已经换成了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同志也发现罗舜初接受能力比较强，学习比较刻苦，于是就让他留下来，进入参谋班学习。

       参谋班课程结束后，正赶上刘伯承到学校来挑人，他在花名册上看到罗舜初的名字，就挑中了他。这样，罗舜初就从一个普通的战士、班长进入红军学校，经过三期的培训，直接进入到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

       在后来几年中，罗舜初相继经过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军委一直到八路军总部，一干就是六年，所以毛主席说他是参谋出身，就是这么一个来历。

       重操旧业 肩负重任

       1964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把当时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的院长罗舜初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中央最近有一个决定，国防部几个研究院脱离军队序列，集体转业，并入到相应的工业部门。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要有利于科研，有利于生产，同时要有利于当前，还要有利于长远。合并以后，中央考虑调你到国防工业办公室当副主任，具体负责各个国防工业部的科研工作。

       对于周总理为何会选中罗舜初来担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这个职务？父亲生前，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在他去世以后，我找了一些与他曾经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老同志，我把他们的回忆归纳起来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爱学习。他学习起来，不满足于一般的了解，而是非要问出“所以然”来，这点从他在红军学校学习时就可以看出。比如，他看到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码电报，就经常追着二局局长曾希圣去学。建国以后，他在海军当参谋长、副司令，对海军的各种武器装备，他不但认真学习怎么使用，还研究它们的制作原理。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么一个爱学习的品质，是周恩来总理选出他的原因之一。

       第二点，忠诚可靠。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李德在指挥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造成红军损失特别大。为了减少损失，周恩来和朱德有时会把李德的这些作战计划修改一下。结果有一次被李德发现了，他怒气冲冲的冲进了作战值班室，问罗舜初：“谁让你这么干的？”他觉得一个小参谋没胆量，肯定背后有人支持。但不管李德如何盘问，罗舜初就是不说，李德大怒，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你再不说我毙了你！”李德的咆哮声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走过来问明情况以后，对李德说：“是我让他这么办的，你不要再责备他了。”李德这才罢休。通过这件事，罗舜初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点，办事认真。一次，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有一个紧急事件，请示电报发到军委。当时已是后半夜，周恩来同志已经睡了，值班的两个参谋就去叫他，周恩来同志半睡半醒地听完参谋的报告和处置意见之后说：“好好，可以。”第二天总理醒来，看到彭、杨发了一个电报和报告执行的情况，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把昨天值班的两个参谋叫过来，两个参谋讲述了昨天发生的事情。后来周恩来就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说：“今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一定要把我叫醒，让我亲眼看了这个电报，提出处置意见，你们再去办。”过了不久，又遇到一次这样的事情，这一次是罗舜初值班，他就去叫周恩来同志。当时周恩来同志因为工作多特别疲劳，所以睡得很沉，罗舜初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他看了看这个电报，提出了处置意见。事后有的同志对罗舜初说：“你那天完全可以不用叫醒他，那电报不是那么重要，等他醒了再处理也来得及。”后来周恩来听说了以后，就把几个参谋召集到一起，他说：“罗舜初这种做法是对的，就是要有这种认真的精神，你们不要不忍心，不要自作主张，你们的职责就是收到前方的电报以后立即处理，你们都要向他学习，以后遇到这类的事情就要这么办。”

       1965年4月，罗舜初正式上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后，国防部发布命令，罗舜初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聂荣臻元帅在一次大会上说：“国防工业办公室，国防科委都是领导机关。你们要当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参谋，当好领导同志的助手。”

       一次，陈士榘上将见到罗舜初说：“你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中央首长和军委领导身边，干自己的老本行，当起参谋来了。”

       忍辱负重 不辱使命

       能给周总理当助手，给军委领导当参谋，的确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但是要想当一个合格的助手和参谋，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已经不年轻了，而且身体在战争年代受过重伤，工作难度也比过去大很多。当时的我不知道父亲的工作是什么，只感觉他比过去更忙了。

       1966年5月，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之后，周恩来总理决定，下半年就进行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当时，周总理指定罗舜初来做两弹结合试验领导小组的组长。

       到了9月份，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了。罗舜初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审查批斗。一时间“打倒罗舜初”“罢罗舜初的官”等大标语贴的到处都是。学生们在国防部门口静坐示威了28天，影响非常恶劣，为了尽快平息，罗舜初被停职反省。

       之后，聂荣臻元帅亲自到西北导弹试验基地，领导了这次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并取得了圆满成功。同时，还领导我们国家进行了氢弹实验，也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下一步氢弹的正式爆炸打下好基础。罗舜初作为导弹核武器试验领导小组的组长，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虽然此时他正在接受学生们的批判，但当他看到报纸上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消息之后，仍然非常高兴和自豪。

       几个月之后，聂荣臻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我现在的任务非常重，人手不够，建议中央恢复罗舜初的工作。很快中央批准了聂荣臻的报告，并在1967年2月底宣布恢复罗舜初的工作。恢复工作以后，一大堆的任务落在了罗舜初肩上，包括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等，但当务之急是争取在6月份进行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

       1967年春夏之际，我国第一颗氢弹的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可是承担氢弹主要部件生产任务的二二一厂因为分成两派，直接影响了工作进度。

       罗舜初经过一番思量，觉得要想确保氢弹试验如期进行，只有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在二二一厂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和“文化大革命”，否则别无他法。他斗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后，得到聂荣臻元帅的支持。于是罗舜初亲自动手，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代拟了一封电报，经聂帅审定后呈送毛主席定夺。毛主席破例批准了二二一厂暂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电报，使得二二一厂尽快恢复了生产。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如期试爆成功。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罗舜初紧接着又投入到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克己奉公 严于律己

       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当时国防科委分管了很多重点大学，有一天，分管院校的一个领导见到罗舜初说：“罗副主任，你的小儿子我已经给他安排上清华了。”罗舜初回到家里就问秘书到底怎么回事？秘书说：“我们招生，大家知道你还有一个小儿子就把他给安排进去了。”“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这样做会在人民群众中间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我这个小儿子不符合上学的条件，取消他的入学资格！”后来我弟弟上清华的入学资格就取消了。事后他跟我说：“你弟弟愿意学习是好事，但是我不能用我的职权来给他安排。如果他愿意学习，等将来正式恢复考试的时候，让他凭自己的真本事来考。”

罗舜初将军全家福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家人和权力他分得非常清楚，任何人都不能做违反规定的事情。

       罗舜初住的房子非常普通。他到了国防工办以后，管理部门的人需要给他安排房子，当时正好北京东交民巷10号院一幢普通的楼房还有几间空着，罗舜初说：“我就住这儿。”工作人员说：“不行，这是普通干部的房子，左邻右舍住的都是机关的参谋、干事，最高也就是个处长，您怎么能住这呢？”他说：“大家都可以住，我为什么就不能住呢？你们不要考虑太多了，我就住在这个地方。”然后管理部门的人说：“干脆二楼也都给您，让他们腾出来。”罗舜初说：“人家住的好好的，让人家搬家干什么，什么不达标，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家人口也不多，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

       中间也有过调整住房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很多老干部被打倒，被扫地出门，因为房子都是公家的房子。一些同志想让我父亲换房子，我父亲直接拒绝了。就有同志让我动员父亲，我说：“这实在太简陋了，换个地方住吧？”父亲说：“这些干部都是我们党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就这么对待人家，不是我们党的政策，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会纠正过来的，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没有这个能力来帮助他们，还占了他们的房子，等到将来他们回来以后，怎么见面？再说了，住在这儿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老想着换房呢？你告诉他们不要再考虑这些问题了。”后来，罗舜初在这一住就住了十年。

       鞠躬尽瘁 不忘初心

       “9·13”事件以后，开始了清查。很快罗舜初就发现，派到国防科委来进行清查的这些人不是在查林彪，而是在查周恩来。他们想利用“9·13”这个事情把周恩来推到林彪这一边，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林彪是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和军委的工作几乎没有交集，唯独研制两弹一星时，周恩来是中央专委的主任，进行卫星的研制发射离不开军队，所以交集比较多，而罗舜初所处的位置正好在周恩来和军委交接的节点上，所以，他们就把目标放在罗舜初身上。

       那个时候父亲跟我说：“我们中国可以没有我罗舜初，但不能没有总理，为了保卫周总理，我即使粉身碎骨、身败名裂，我都认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哪一天会把你从部队清理出去，甚至把你关起来，但是为了保护总理，我们应该做出个人牺牲。”后来，也正是在周总理的保护下，罗舜初才没被打倒，而是被调到了沈阳军区做顾问。

       从北京调到沈阳军区后，很多风言风语就来了。有一次，罗舜初在一个会上发言道，既然组织安排自己当顾问，就要识大体顾大局，愉快的接受，不要怕人家说闲话，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要看到革命的大目标，为国家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要围绕军区党委的中心工作，给军区党委当好参谋。就这样，罗舜初做起了人生中第三次“参谋”。

       给军区党委当好“参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罗舜初每年都有八九个月的时间下到部队里，和战士们在一起调查研究，解决部队的问题。而且，他把在周总理身上学到的严格要求自己、高风亮节等优点也带到了部队，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一次，罗舜初到北京开会。偶遇了自己1965年在协和医院住院时的一个医生，那个医生一眼就认出了他。当年罗舜初住院，很多人都去看他，他感到有点不对劲，就问医生“自己得的什么病，这个病还能维持多久？”然后他继续跟医生说：“我不怕死，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在战场上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我是幸存者，我问你的意思是我要计算一下时间，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没想到这件事给了医生很大的触动。十几年之后的这次巧遇，医生又提起这件事来，他说：“我们协和医院是美国办的，医生都是留美的，而且都是基督徒，我们当初就不明白，你们共产党条件那么差，怎么就能够战胜由美国支持武装的国民党呢？后来听您说要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我才明白，你们共产党人原来是把你们的生命和事业结合在一起了，这对我是个极大的触动。我认定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就是中国的希望。”父亲听了以后很受感动，就和我说：“你看，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有群众这么信任、理解和支持我们，个人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

       临终的时候，父亲对我们说：“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发讣告悼词，所有那些头衔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把我的遗体火化，不要保留，拿去肥田，让我这个共产党员再为国家、为人民在做出最后一点贡献。”

       父亲去世以后，我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长期所在的山东沂蒙山区。

       （编辑：罗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