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组建公安部

南方法制报 2015年2月11日

 罗瑞卿 

 1964年6月，罗瑞卿（左一）陪同毛泽东视察北京、济南军区大比武

        1949年春，随着中共在解放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组建全国性新政府被提上议事日程，负责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公安部是新政府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毛泽东亲自挑选的公安部长，是被他称之为“罗长子”的罗瑞卿。

        罗瑞卿（1906－1978年），原名其荣，四川南充人。他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四军，担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位，之后改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1931年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头部颞颌关节负伤，手术后落下嘴不能张大的后遗症，讲话只能“咬牙切齿”，得了个“咬紧牙关”的外号。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等职位。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第一政治委员，参与指挥石家庄、太原战役。

        听从毛泽东意见，当首任公安部长1949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调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5月14日，毛泽东致电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乘火车到达北平，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告诉罗瑞卿，为更好地建设中共的保卫与情报工作，中央将取消原领导各解放区公安机关工作的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长（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罗瑞卿提出，希望随四野南下，并认为由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却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指李克农拟担任中央情报部长），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当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而且一见面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筹建公安部，开始“刀尖上跳舞”据担任过罗瑞卿秘书的王仲方分析，毛主席挑选罗瑞卿出任首任公安部长的原因，一是“公安部长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将领，他需要更高一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罗瑞卿参军前是高级师范的学生，在军队中长期担任政治工作，出过专门的著作，可谓文武双全；二是“公安部长除了有打仗的经验，还要有广泛的社会经验”，罗瑞卿在参军前有丰富的社会经历，进过黄埔军校，在“西安事变”中随周恩来处理过复杂局面，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参谋长，与国民党和美国都打过交道；三是公安保卫工作是一项特殊的专门工作，是“刀尖上跳舞”，罗瑞卿在红军中担任过中央保卫局工作，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熟悉党的保卫工作路线和政策。种种经历和才干，使罗瑞卿脱颖而出。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罗瑞卿在李克农的协助下，着手筹建公安部。首先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中央又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罗瑞卿决定从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军级政治干部一人担任各局局长。经中央军委批准，雷荣天、蔡顺礼、徐子荣、卓雄、邓少东等军级干部进入公安部，成为最早的公安部领导班子。公安部内设六局一厅：政治保卫局（一局，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兼任局长）、经济保卫局（二局，雷荣天任局长）、治安行政局（三局，卓雄任局长）、边防保卫局（四局，邓少东任局长）、武装保卫局（五局，蔡顺礼任局长）、人事局（六局，办公厅主任徐子荣兼任局长）和办公厅。另外还有公安干部学校、新生公学和一个监狱。1950年4月，北京市军管会将收回的东长安街4号（后改为14号）原英国驻华使馆的兵营，拨给公安部办公使用。

        树立新政权权威，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前后10年，期间的主要工作，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强化政治保卫和隐蔽斗争。军委公安部一成立，就担负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公安部周密部署，罗瑞卿亲自领导，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到政协等各处担负保卫工作，确保了会议和典礼的圆满成功。组建公安部队及其中央纵队，担负其内卫、边防等职责。针对美蒋特务的破坏爆炸计划，罗瑞卿下达了“炸弹不许过韶关”的命令，广东公安机关截获国民党特务偷运至大陆的炸弹和纵火器具400多件，抓获行动特务600多名。1954年，公安机关抓获潜入大陆密谋行刺毛泽东的“飞贼”段云鹏。担任部长多年，罗瑞卿都被视为毛主席的“大警卫员”。二是开展大规模“镇反”工作。从1950年冬开始，在全中国范围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重点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实现了发动群众，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树立新政权权威的目标。1956年3月5日，罗瑞卿作为“中国警察头子”，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三是健全公安各项业务。公安部从苏联引进了多名专家，从上到下建立健全了政保、经保、治安、边防、军保、文保、消防、交通、劳改、警卫、预审、科技等部门。四是队伍建设上，一方面，他在国家机关中第一个建议在公安系统设政治工作机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整治公安人员刑讯逼供和腐败行为，推行群众路线，中南公安部部长卜盛光因为搞小金库、公款吃喝等问题被撤职，公安部办公厅原行政处长宋德贵作为“三反”运动中打出的“大老虎”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草创时期的公安工作也存在“扩大化”、“大跃进”等问题。据王仲方回忆，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罗瑞卿推广贵州“七无”（无火灾、无积案、无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聚赌）经验，组织公安工作“大跃进”活动，各地争先恐后，提出大量脱离实际的口号，罗瑞卿最后只好借鉴广东等地开展“安全运动”的经验，进行纠偏。1959年4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9月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离开公安部回军队工作。“文革”期间，罗瑞卿被批判，因不愿受辱，欲跳楼自尽，结果左腿致残，后被长期关押，“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1978年赴西德治疗腿疾时病逝。

（编辑：罗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