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大代表罗君:

对罪错未成年人帮教应尽快启动地方立法

       当前，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因年龄或情节等因素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以及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情节轻微未予羁押的未成年人等罪错未成年人的社会帮教工作，越来越成为国家、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重庆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重庆市人大代表罗君提出《关于加快重庆市专门学校建设，加强罪错未成年人帮教的建议》，呼吁尽快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未成年人系统治理构架，整合改进“收容教养”、“工读学校”等举措，加快推进全市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最大程度实现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回归社会。

       罪错未成年人帮教存在四大困难

       作为检察官出身的人大代表，在工作中，罗君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情况掌握较为全面，但是，为了这个建议，罗君还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并进行了仔细分析，她发现，罪错未成年人专门学校帮教工作，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困难：

       目前，工读学校主管部门尚未统一，牵头部门中，有的是教育部门，有的是司法行政部门或公安部门，而多头帮教模式导致社会教养的体系不健全，相互工作配合、衔接不力。所以，主管部门不统一，乃第一个困难。

       现在，《刑法》规定的收容教养年龄上限是16岁，而《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适用专门学校的年龄上限是18岁，于是，上限标准不统一，下限至多少岁也不明确，导致年龄上下限均不明确。另一方面，对涉及严重不良行为、治安处罚、不捕不诉、缓刑等的未成年人罪错程度梯度性评价标准，申请入学和移送入学主体权利义务、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考察方式等操作规定不明确，由此，导致入学和移送的标准不明确，即对象的不明确。

       罗君说，第三个困难，是教学和师资不专业。现有的工读学校，因“标签印记”导致招生难、办校师资和财力不足、矫正效果不佳，从而运转困难，几乎被虚置，另有打着“私立学校”名义的学校或教育中心高额收费，又阻断多数该类学生入学途径。这样，符合条件需要矫治的学生进不来，而有的学校达不到要求，生源也不饱和。

回归社会渠道不畅，这又是一个困难。实行封闭式管理的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生源、学籍流转，以及就业渠道狭窄、技能不实用等，阻碍了罪错未成年人转化矫治的最后一步，不利于其稳定就学就业，不利于化解消除潜在的社会危害性。

       建议：尽快启动地方性专门立法

       对于上述有关罪错未成年人帮教的问题，罗君建议，应对此进行地方立法，不仅要规范帮教行为，还要保障帮教的效果，以确保提前干预、临界预防、以教代“刑”的合法性。她说，该类专门学校涉及“国家监护权”、监护权中的“惩戒权”等立法规定，属于空白模糊地带，法律依据单薄，所以，应尽快启动重庆市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专项地方立法。通过地方性专门立法，明确专管主体、适用对象、就学流程、矫治和学业内容、安全和经费保障、监护管理，以及办学模式、验收评估、配套衔接等内容。

       其次，应整合各类专门学校资源，切实发挥其特殊的塑造、教育和保护作用。根据上级相关文件，应尽快落实县级以上政府专门学校的布局规划，将《刑法》中的“收容教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工读学校”和“收容教养”、《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专门学校”以及其他各类涉及罪错未成年人强制教育矫治工作的此类学校整合，规范发展多类型专门教育，统一由教育机关主管，政法系统、司法局、民政局、群团等各部门联管，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审核、听证及督导。

       最后，罗君建议，有条件允许社会力量介入，加快罪错未成年人正常社会化进程。建议培养建立专业司法社工队伍，负责罪错未成年人的分类干预、分级流转、定向帮教、评价封存工作，允许民营企业、公益组织、社会慈善救助等人员和资金经严格审查后合理进入该领域，并就扩大就学、实习、就业渠道针对性给予接收学校、企业相应激励政策。

      （编辑：罗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