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从彦：王者富民，霸者富国（上）
理学的正传从周敦颐之后顺序如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由此可知，罗从彦上从两代，下传两代，成为了理学传承史上至关重要的环节，朱熹在《祭李延平先生文》中说到：“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觉其徒，望门以趋。唯得豫章，传得其宗⋯⋯。猗欤先生（即李侗），果自得师。身世两忘，唯道是资。精义造约，穷深极微⋯⋯熹也生小，总角趋拜。恭维先生，实共源派。”
朱熹在这里叙述了道统，他说自孟子之后，道统已经失传了千年以上，二程出现才将道统得以接续，杨时学于二程，而后把道学传到了南方，而杨时的徒弟中，最重要者就是罗从彦。朱熹认为，罗从彦是真正的传宗人。而罗之后，道统就传给了李侗，而朱熹又是李侗的弟子，所以说，道统又传到了他的手中。
明万历年间，徐阶曾任延平府推官，在这个阶段，他给罗从彦写过一篇祭文，文中讲到了从二程到朱熹这五公。而关于罗从彦在这五公中的地位，徐阶在祭文中写到：“道南之传，前后五公，唯公之生，实居其中。四公视公，而肘在腕，腕病而脱，手臂衡断；公视四公,如轴负轮，轴折不支，轮何以囷？伟哉惟公，缵杨铸李。程得成终，朱得成始。身任继开，道兼授受。四公之功，皆公之有。”
罗从彦撰《罗豫章先生集》十二卷，清光绪九年延平张国正刻本
徐阶把罗从彦形容成负重的车轴，因为他恰好在正中，他之前有两代，而之后又是两代，徐阶说，如果车轴断了，那两边的轮子也就无法前行，所以他认为罗从彦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因此，当代学者傅小凡在《朱子与闽学》一书中予以了这样的评价：“罗从彦上承二程、杨时，下启李侗、朱熹，是闽学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位重要思想家，被现代学者誉为‘道南学派的扛鼎人物’。”而付良波在其论文《李侗思想及其对朱熹影响研究》中，把罗从彦誉为“继往开来”的人物。
虽然罗从彦的地位在理学史上如此重要，但全祖望认为他的学问功底并不深厚，全在《宋元学案》中说：“豫章之在杨门，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当在善人、有恒之间。一传为延平则邃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豫章遂为别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师也！”全祖望说，罗从彦从杨时那里学到了纯正的理学观念，但可惜所得不深，可是这位罗从彦把理学观念传给李侗时，李侗的知识体系反而变得很深邃，而李侗再传给朱熹时，朱熹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轰轰烈烈的理学大气象。因此，全祖望认为，虽然罗从彦在理学上贡献较少，但因为他是正传，而他的弟子又是那样的有名，所以他的名声是沾了弟子的光。
即便如此，罗从彦依然是正统理学史上的重要一环。《宋元学案》中称：“罗从彦，字仲素，南剑人。延平有吴仪，字国华，以穷经为学，先生师之。崇宁初，见龟山于将乐，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枉过一生矣！’”罗从彦在年轻时首先拜吴仪为师，学的就是经学；到了崇宁初年，罗从彦在将乐县见到了杨时，听过杨时的讲述后，惊得汗流浃背，罗感慨到：如果不来此听杨时的讲座，这一辈子都白活了。于是罗就拜杨为师，学习理学。
罗从彦拜杨时为师的这个阶段，曾经跟老师探讨《周易》，可能是因为他跟吴仪学过经学，所以他在经学理论方面颇有造诣：“尝与龟山讲《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说甚善。’先生即鬻田裹粮，往洛见伊川，归而从龟山者久之。”（《宋元学案》）
品评这段文意，罗从彦的易学观念有可能比他的老师杨时还要深，于是杨跟罗说：自己的老师程颐，在这方面研究得很深。因此罗准备前去跟程颐学艺，但从福建前往河南洛阳，在那时也算是长途旅行，需要花费很多的银子，于是罗从彦就卖掉了家中的田地，前往洛阳拜程颐为师。
《罗从彦年谱》清光绪九年延平张国正刻本
罗从彦跟着程颐学了多长时间，《宋元学案》上没说，但傅小凡著《朱子与闽学》中的小注却称是三年：“罗从彦卖田备粮去洛阳向程颐请教，但他发现程颐先生与龟山先生观点一样，于是三年后回到福建，于政和元年（1111年），再回到杨时门下学习。学成后筑室山中，倡道东南，往求学者众，其中包括朱松、李侗。罗从彦‘筑室于罗浮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闻谒时将乐溪上，吟咏而归，充然自得’。”
罗从彦跟着小程学习了三年之后，又返回了福建，重新回到了杨时门下。罗既然已经跟着老师的老师学习，那为何还要返回来呢？根据以上的那段话，傅小凡认为，罗从彦发现小程的观念跟自己的老师杨时基本一样，既然如此，他也就没必要再学下去，于是返回继续跟杨时学习。
当时杨时的弟子有上千人之多，其中最有成就者就是罗从彦，《宋元学案》提到这一点：“先生严毅清苦，在杨门为独得其传。龟山初以饥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从此悟入，故于世之嗜好泊如也。”看来罗从彦是杨时弟子里面最刻苦的一位，他确实也得到了杨时的真传，他的成就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誉：“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公者，盖一人而已。”（《李延平行状》）
匾额
朱熹认为，杨时弟子中唯一得到真传者就是罗从彦一位。既然罗从彦这样有成就，那为什么全祖望却对他不首肯呢？其中原因之一，是罗从彦对理学理论似乎不太重视，他更多的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究经世致用，故而傅小凡说：“他的政治生涯使其理论极具实践精神。罗从彦理论的特点在于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充分表现出儒学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比如罗从彦颇为看重道德教化，《罗豫章集·议论要语》卷九中录有这样的话：“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或朝廷不务教化，而责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风俗之美，其可得乎？”
祠堂内景
罗从彦认为，朝廷的首要任务就是重视教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社会的好风气，如果官员不带头讲求礼节，那么社会风气也不会好。那么谁应当在道德教化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呢？他把这个责任安排给了皇帝：“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则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于寝殿中，令洞辟诸门，使皆端直开豁，无有壅蔽，以见本心，可谓知君道矣。夫辟四门，明四目，达四德，尧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谓近之者也。”
罗从彦金像
罗从彦说，皇帝是天下的表率，如果皇帝心正，那么天下人就会心正，如果皇帝的心不正，那天下人的心不可能正。这样的说法在他的那个时代，可谓极其大胆。而罗从彦更为大胆的是，他敢直接指责本朝前代的帝王。当年宋真宗赵恒，想效仿古代名君到泰山去举行封禅活动，却找不到这么做的借口，于是宰相王旦就炮制出了“天书降神”这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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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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