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与内藤湖南

2016年04月23日 深圳新闻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内藤湖南到中国访书，从天津到上海停留四天，见到他的老朋友罗振玉，照例聊到金石古书的话题。罗振玉送内藤湖南一枚瓦当，告诉他：宁波天一阁和卢氏抱经楼仍旧存在，并送他四本《天一阁现存书目》。当时内藤湖南在新闻界服务，此次和京都政法专门学校的狩野直喜讲师同行。1907年经狩野氏等人推荐，内藤湖南成为刚成立的京都大学东洋史第一讲座的讲师，两年后升任教授。罗振玉与内藤湖南在学术上的分界从此开始。

1908年4月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于数万卷敦煌石室遗书中捡出数千卷，并从王道士手中购得遗书和两百多幅唐代绘画。这些敦煌遗书后来为罗振玉等人得知，几乎件件都是梦寐以求的珍本。隔年12月22日，罗振玉和董康联名致信伯希和，提出书单，表达代为影印出版的意愿，开启了罗振玉整理敦煌遗书，以及和王国维合作的契机。

武昌起义后，罗振玉和王国维全家到日本京都避难。罗振玉即据沙畹《汉晋木简文字考释》于1913年末致函王国维：“古简牍粗阅一过，拟分为三大类：一小学、方技、术数类，二西域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而总名之曰《流沙坠简》。弟拟编第一、三两种，其第二种最繁赜，非先生任之不可。”并于隔年春天致信，和王国维讨论对于沙畹释文的歧见。同年3月《流沙坠简》出书后，他称赞王国维为此书写的序。6月4日罗振玉将伯希和寄来的敦煌遗书和写本等影印件，整理成《敦煌石室遗书》11种，托人送过去。其与伯希和的学术合作维持到王国维去世为止。

内藤湖南早在1903年就和伯希和联络，并就文献书籍维持互动。他有《将赴欧洲留别诸友用铃木豹轩博士见赠诗韵》十五首抄赠伯希和，其中第一首：“不愿神仙卧白云，平生朴学愧方闻。争传盐泽墟中牍，快睹沙州石室文。三保星槎通贡利，八观轮迹慨瓜分。归来四库重编日，欲把黄金铸竹君。”并单抄第十三首赠伯希和诗作，此诗下半首：“昆仑偏藉汉皇定，丘索浑须楚史分。学术如今泯畛域，大师中外独推君。”信中称伯希和为“翰林”，对其推崇备至。

1910年，内藤湖南奉京都帝国大学之命到访北京、敦煌。虽敦煌古书收获不大，但在内阁古书、北京古迹、殷龟卜文字、钱范、周秦古印章、汉印、印谱、封泥、其他金石文、五代宋小说、明清戏曲研究等方面都有所得，并参观端方的藏品以及相关史料与满蒙文书籍，成果丰硕。更厉害的是，两年后，他对沈阳故宫文献进行拍摄和抄写，其中拍摄到《满文老档》与《五体清文监》，比起前几次访华之行的收获更大。由于他涉猎广泛，史料丰富，由此奠定京都学派基础。而我们迄今只知罗振玉、王国维的各自成就，并不清楚两人之间的学术互动。

（罗会清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