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罗志田:

高考改革请多为贫寒子弟着想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

     分数面前的平等，恐怕仍是最起码也是最后的公正和公平。而分数是由题目决定的，若题目超出常规中学校园教育的范围，就已变相侵害了机会的均等。以常用教科书为标准，把试题限制在人人可以接近的基本层面，才是最公正的考试。

    中国过去的科举考试，虽褒贬不一，却有一基本原则，即尽可能维持竞争的公正和公平。后者不仅涉及参与考试的士子个人，也关照到选取人才的区域性。从很早开始，科考名额就是按区域分配的，但又不是平均分配--今日所谓文化发达地区，人口密集，读书人多，名额也偏多，以体现择优录取的原则;文化不甚高的地区，则也有固定的名额，以确保当地人才的出路。

    按理说，选拔人才的考试，就应"惟才是择"。若照顾区域性，已是一种不公正。宋代的司马光和欧阳修，曾就此展开辩论，成为史所必书的要事。司马光认为，朝廷所差考试官，皆京中"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使僻远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弥封，考较长短，势不相侔"。换言之，各地读书人起跑线不同，而考题却有倾向性，接近考官的在京举人，实占便宜。这样的择优录取，表面虽公正，实际不公平。他主张分区域取人，以保障各地都可必中若干人。

    一般以为，司马光说的虽是京师，针对的却是当时"东南"和"西北"取士不均的问题。宋承五代，政治上对南唐故地是有些轻视的。但东南教化程度高，科考的取中率也更高。这样，西北士人的入仕比例就大大降低了，所以北人司马光要出来说话。而代东南士人立言的，则是欧阳修。他强调:国家取士，应"惟才是择"。东南读书人远多于西北，是个现实。看起来东南取士多，实际已是百人取一;而西北取士虽少，却大体是十人取一。两相比较，西北的录取率已十倍于东南。考试本"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按地区分配，意味着抑东南而增西北，有失公正。

    早在汉代举孝廉的时代，就基本是按人口划分名额，但对人烟稀少族群杂居的边远地区，同样人口的名额则倍之，已体现出对区域性的关照(美国的选举，众议员按人口比例，参议员按州分配，也有类似考虑)。宋代辩论的结果，司马光的提议得到实施。不过，东南所分到的名额更多，也照顾到了文化差异的现实。此后虽有波折调整，直到清末废科举前，大体皆贯彻此思路。

    就"惟才是择"的标准言，这已不那么公正。惟不公正者或也可公平。平者，即使不齐者齐;但其方法，却是以不齐为齐。古人以为，国可治而天下只能平。范围大了，就不能仅遵循一方面的学理，而要照顾各个方面的得失，以今日所谓"摆平"的方式处置之。

    后来的高考，其实隐含着一些科举的余荫。近年有人认为我们的学校没培养出高端人才，于是主张改革高考。其中一法，即一流高校都实行所谓自主招生。但这些学校都在大城市，观其出题，尤其面试之题，率多超出常规的中学校园教育，有些甚至要有出国阅历才能应对。简言之，一位仅有中学校园教育经历的边远乡村学生，恐怕很难应对这类考试。借用司马光的话说，大城市老师之好尚，当地的中学生占有地利，"渊源渐染，文采自工";而僻远孤陋之人，便很难与之考较长短。其结果，就是偏远乡僻之中学生进入一流高校的比例大降，其降幅与自主招生所占比例成正比。据说这些学校自主招生的比例还会逐年提高，颇让人生出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的看法，任何涉及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制度，总要"使孤远者有望荣进，侥幸者各思还本"，才是正路。制度当然以有开放的一面更好，惟其所开放的，应向相对弱势的一方倾斜，而不是为已居优势者锦上添花。例如各种高考分数之外的褒扬性加分，实际是在照顾相对强势者;而目前所谓自主招生的加试内容，往往非偏远乡僻地区贫寒学生之力所能及，恐不利于整体的人才选拔。简言之，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思路，绝对不适合于高考。

    有西儒以为，民主并非最好的制度，但尚未见更好的。窃以为高考亦然。在高等教育主要仍以公帑支付的时代，分数面前的平等，恐怕仍是最起码也是最后的公正和公平。而分数是由题目决定的，若题目超出常规中学校园教育的范围，就已变相侵害了机会的均等。以常用教科书为标准，把试题限制在人人可以接近的基本层面，才是最公正的考试。呼吁改革者请记住，所谓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贫寒子弟，不仅需要扶贫;他们和其他地区的少年有着同样的梦想，应有就读于一流大学的同样机会。任何高考制度的改革，不能不为他们着想。

   （编辑：罗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