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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的用兵艺术
作者:夏明星 赵国强  更新时间:2019-10-16 7:42:59 阅读:

罗荣桓的用兵艺术

2019-10-15 10:05   作者:夏明星 赵国强

       作为人民军队名将,罗荣桓近40年的军事生涯,就是人民军队由小到大、以弱胜强的一面镜子:1927年9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特务连党代表,参加秋收起义,开始戎马倥偬的岁月;1930年6月,江西红军组建红一军团,代理红四军政委,与党的政治工作结缘;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与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搭档,成为一时佳话;1933 年6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武装动员部部长,为扩大红军积极奔走;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又与林、聂搭档,挥戈山西抗日;1938年冬,任一一五师政委,挥师挺进山东敌后;1943 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领导山东抗战取得最后胜利;1945年10月起,又和林彪共事解放战场,参与运筹决胜辽沈、南下平津;1950年4月、1960年12月,两度出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运筹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在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中,他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开国元帅;在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中,他从不谙军事锻造成用兵常胜。

       争取民心,政胜为本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撤退到湖南浏阳文家市,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住进市西头的里仁学校。20日晨,全师千余人在校操场上开会,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同志们,革命总是要发展的,总是要胜利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

       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革命军队应该确立“争取民心,政胜为本”政治思想工作观念。这是罗荣桓首次见到毛泽东并聆听其讲话。从这时开始,他便非常尊重和敬仰毛泽东,也在思想上和实践中逐步树立了“争取民心,政胜为本”的政治立场。

       到1930年春,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经罗荣桓等政治干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已形成一整套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7项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同时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显然,这是红军“争取民心,政胜为本”政治思想在革命实践中结出的硕果。

       就在1930年春,罗荣桓升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委,率部到达赣南安远、寻乌地区。由于在斗争中坚持了“争取民心,政胜为本”政治立场,他很快打开工作局面。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部队一驻下,战士们主动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土豪,除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都分给了群众。每次出发前,战士们把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部队党支部还派人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看看借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东西赔了没有。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也更加密切了。几个月功夫,不但群众积极参加支前,第二纵队自身面貌也发生显著变化,罗荣桓等的工作得了红四军前委的赞扬。

       1937年9月下旬,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的指示,罗荣桓奉命率领一一五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等部,奔赴河北阜平县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受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的影响,阜平上下早已人心惶惶。为打响北上抗日的政治仗,罗荣桓坚持“争取民心,政胜为本”,一到阜平便把宣传队撒向街头巷尾刷写抗日标语,宣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群众情绪顿时稳定下来。抗日景象生龙活虎,阜平面貌焕然一新。当晋察冀临时省委成员王平向罗请示阜平抗日工作时,罗建议:可以因势利导,以当地士绅和青年学生组织的抗敌后援会为基础,成立动委会。利用这一合法阵地,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动委会很快正式成立,王平当选为主任,罗派了10多名红军干部协助王平工作。他们到各区宣传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不到一周时间各区都成立了动委会,领导着全县人民的抗日运动。另外,全县还组织了4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

       瓦解敌军,胜敌益强

      《孙子兵法》 讲过,战场上有俘获,“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关于瓦解敌军,毛泽东高度重视:“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对此,罗荣桓极其认同,形成了“瓦解敌军,胜敌益强”的策略思想,并运用到政治宣传工作中。

       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他,积极发挥红军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曾委托罗瑞卿组织过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学员结业后组成“战士剧社”。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剧社影响越来越大。不过,演员仍是业余的。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不少俘虏兵。他们受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信任。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罗荣桓要战士剧社为他们组织一次《血汗为谁流》的专场演出。这是一出以宁都暴动为背景,描写国民党士兵因不堪忍受军官压迫而起义的三幕歌剧。演出开始时,俘虏们神情淡漠。演到第二幕,台下传来唏嘘声。第三幕开始后,许多人坐不住了。他们扔掉拐杖、扯下白布,连呼自己上了国民党的当,纷纷要求加入红军。最终,红一军团成功实现“瓦解敌军,胜敌益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兵力不足,后方严重空虚。为更多榨取华北的人力物力,日军转而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加紧对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以挑拨抗日军民的关系,瓦解八路军。罗荣桓仔细研究了敌人这种阴谋,在一份报告中适时针锋相对地提出“瓦解敌军,胜敌益强”:对此最好的办法是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的原则。

       根据罗荣桓这一系列指示,各地利用敌占区的士绅、商人、伪军家属等关系,以夜间喊话、散发宣传品等方式,对伪军、伪组织人员展开有力的政治攻势。普遍采用了记“红黑点”“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中谁做了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他记个红点,反之就记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喊话时,先将这种办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1943年起,各地还对伪军家属进行登记并常召集他们开座谈会,以此了解伪军内部情况,讲解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即“唤子索夫运动”。在此基础上,各地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对象,与其交朋友乃至促其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成为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共产党、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民主政府颁发了宽待回家的条例,订出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归伪军的招待所,大量印刷、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1943年山东共瓦解伪军7000余名,在伪军中建立了1000多个秘密关系,长期隐蔽以待时机。

       随着日军反战、厌战情绪增长,罗荣桓指示我军加强了对日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其中一支重要力量,是在山东的“日本解放联盟”和“朝鲜独立同盟”。这一大批日本和朝鲜籍反日战友,经常向敌人喊话,或利用敌电话线路与其通话,有时到游击区作“现身宣传”,讲解八路军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有时深入到敌占区写标语、发传单、画漫画。在反“扫荡”中,一些日本反战士兵甚至还拿起武器,与日军奋战,被称为“日本八路”。一位叫金野博的反战义士,在一次日军的突然袭击中被捕。敌人审问时,无论怎样毒打,他都绝不屈服,最后英勇就义。

       敌进我退,后发制人

       1936年12月,在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时,毛泽东对罗荣桓等红军大学学员说过:“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其内核即是“敌进我退,后发制人”。罗荣桓在军事实践中继承发展了这一策略思想,并运用得炉火纯青。

       1939年7月下旬,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到达山东梁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由于古代有梁山泊聚义的故事,使梁山闻名华夏。而威武八路军的到来,很快在这里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战争活剧。

       8月1日晨,罗荣桓突然接到情报:有一股敌人从汶上县出动,带了2门大炮,有西渡运河、向梁山开来的迹象。这股敌人隶属日军第三十二师团,领头的是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此人官儿不算大,却是天皇的亲戚,来华前受过天皇召见,特别骄横。这次,他领受了护送一个炮兵小队连同2门意大利野炮到另一支部队去的任务。

       根据侦察,这股敌人孤军出动,无策应。梁山周围没有敌据点,我方虽然只有师部4个连,但青纱帐已起,便于隐蔽活动。梁山南面杨勇的独立旅远不过30华里,随时可调来增援。且敌并不知我方虚实,只要迅猛果敢,就能出其不意将之消灭。于是,罗荣桓、陈光决定:利用小股游击队充当诱饵,且战且退,诱敌深入,寻机吃掉这股敌人。

       8月2日中午,青纱帐里扬起一阵烟尘,敌人跟着小股游击队过来了,八路军立即出击,但由于敌人火力强劲,加之增援部队未到,罗、陈命令部队暂停攻击。日军轰了半个多小时,不见动静,长田敏江更坚信碰到的是游击队,遂又继续前进,到了梁山西南角。这时,他们遭到赶来增援的杨勇独立旅一个营迎头痛击,日军被迫退守独山庄,陷入绝境。到了晚上9时,经过一番恶战,长田敏江以下300余人被全歼。梁山战斗,是一次在平原地区进行的成功伏击战。其捷报迅速传遍全国,中共中央军委也发来了贺电。

       1946年5月19日夜,东北民主联军撤守吉林重镇四平,国民党军进而向长春逼近。在公主屯附近的范家屯,林彪、彭真、罗荣桓等开会讨论作战方针。讨论中,一种主张是继续坚守长春,另一种主张是撤出长春,退到松花江以北。罗荣桓高瞻远瞩地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今沈阳)吉(林)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经讨论决定:向松花江北岸撤退,退到哈尔滨。

       7月下旬,罗荣桓夫妇由作战科长尹健护送,准备赴苏联治病。在满洲里办理出境手续期间,他的心仍然牵挂着东北战局。一天,他问尹健:司令部机关的同志们对战事有何反映?尹健说:“不少参谋对四平撤退以后,我们一仗未打便撤到松花江以北,有点想不通,觉得是不是撤得太多了。”

       罗荣桓解释说:“主力北撤是对的!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我们实际上都是采用‘十六字诀’的办法取得了胜利。回去以后,你可以组织同志们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其中‘战略防御’这一章。把这篇文章学好,对北撤就自然会想通的。”

       东北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当年我军撤到松花江以北,采取“敌进我退,后发制人”策略思想,是非常明智、正确的。

       敌进我进,翻边战术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毛泽东曾指出:在十年内战中,当国民党用“分进合击”的办法对苏区实行“围剿”时,红军一般是在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之一路,以最后打破“围剿”。罗荣桓反复研读此文,其目的就是用以指导敌后的军事斗争。

       到了抗战时期,敌我斗争情况变了,正如罗荣桓当时分析的:在严重困难时期,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照搬内战时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于突破敌人包围。因此,必须一改“敌进我退”陈规,大胆“敌进我进”,即:不把主力部队摆在根据地腹部,而是摆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其部署,粉碎敌之“扫荡”。这一战术,他美其名曰:翻边战术。

       1941年11月初,侵华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调动3个师团、4个旅团的主力和伪军共5万余人,向沂蒙山区发动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妄图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这是抗战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罗荣桓主持山东军事工作后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月5日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把驻扎在此的一一五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困住,最近的离留田仅7华里。这时,包围圈里的战斗部队只有师部1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1个特务连。下午,在留田东南面的牛家沟里,罗荣桓、陈光、萧华、陈士榘等围着地图研究突围方向。针对向东、向北两种方案,罗荣桓却主张向南!他分析道:南面,虽是敌大本营,但他们估计我们不敢向此前进,而其兵力又都向北集中到沂蒙山区,后方必定空虚。我们先向南突围,跳出敌包围圈后转而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

       这一意见,乍一听出人意料,细琢磨又合情合理,很快得到大家一致赞同。随着夜幕垂下,罗荣桓利用两股敌人之间1公里半的距离,命令部队分成3路纵队快速前进。八路军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有惊无险地跳出了敌包围圈。

       在突围行列中,有个德国进步记者叫汉斯·希伯,度过留田突围惊险的一夜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兴奋地对负责接待他的山东分局秘书处长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说写就写,他的文章经译出后登在一一五师的《战士报》 上,题目叫做《无声的战斗》。

       从1943年春起,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各个根据地。在胶东,从1942年11月12日起,日军以2万之众采用拉网战术,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开始,有的干部想安几个钉子,来撕破敌网。所谓钉子,就是在根据地内选择几处有利地形,进行坚固设防。罗荣桓及时指出,在我们现有的装备条件下,这样做会给敌人以集中攻击的目标,使我军失去机动灵活的主动性,而陷于单纯防御的被动地位。后来,胶东军民拆掉工事,运用翻边战术,机动灵活地挫败了敌人的拉网合围。

       来源:《党史文汇》2019年第8期

       (编辑:罗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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